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是一种后果论的规范伦理学理论，其核心原则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一个行为的道德正确性取决于其产生的总体效用（幸福或快乐）相对于所有可能替代方案是否为最大。功利主义由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系统创立，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完善，成为现代福利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分析的重要哲学基础。

边沁的功利原理

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1789）中提出，人类受"快乐"与"痛苦"这两个至高无上的主宰支配。他将效用定义为快乐减去痛苦的净余额，并提出幸福计算（felicific calculus），通过七个维度——强度（intensity）、持续时间（duration）、确定性（certainty）、远近（propinquity）、丰度（fecundity）、纯度（purity）和广度（extent）——来量化一个行为产生的快乐与痛苦。边沁的功利主义是行为功利主义：每个具体行为都应直接依据其后果来评价。

边沁的功利主义隐含两个关键预设：（1）基数效用——效用可以在基数意义上度量和加总；（2）人际可比较性——不同个体的效用可以用同一尺度比较。这两个预设后来成为福利经济学中争议的核心焦点。

密尔的修正

密尔在《功利主义》（1861）中修正了边沁的理论，区分了高级快乐与低级快乐："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猪。"密尔认为，智识和道德层面的快乐在质量上优于单纯感官层面的快乐，仅凭量的大小不足以比较。这一修正使功利主义摆脱了"猪的哲学"的讥讽，但也引入了效用比较的维度问题——如何在不同质的快乐之间进行加权。

密尔还从行为功利主义转向规则功利主义的雏形：不是每个具体行为都需逐一计算后果，社会可以通过经验归纳出一般性规则（如诚实、守信），遵守这些规则从长期看能最大化总体效用。

福利经济学中的应用

功利主义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根源。庇古（Arthur Pigou）在其《福利经济学》（1920）中以功利主义框架建立了社会福利分析：国民收入总量越大且分配越均等，社会福利越高——其依据是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即一单位额外收入对穷人的效用高于富人。这一分析为累进税制和社会再分配政策提供了规范基础。

现代福利经济学中的社会福利函数继承了功利主义的加总逻辑。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W = W(u_1, u_2, \dots, u_n)$，其中经典的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取简单加总：

该函数意味着社会只关心总效用，不关心效用分配。与之对比，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 $W = \min\{u_1, \dots, u_n\}$ 仅关心处境最差者的效用，代表了分配正义的另一极端。

功利主义原则还体现在成本收益分析中：一个公共项目是否应该实施，取决于总收益是否超过总成本——这正是功利主义最大化净福利的逻辑。卡尔多-希克斯补偿检验可视为功利主义的弱化版本：即使实际补偿未发生，只要赢者的收益在理论上能够补偿输者，就可判定为效率改进。

核心批评

功利主义面临三大经典批评。第一，权利与正义问题：功利主义可能为最大化总体福利而牺牲个体基本权利。若惩罚一个无辜者能平息暴乱从而拯救更多人，功利主义似乎要求这样做——这与根深蒂固的道德直觉（如权利不可侵犯）相冲突。第二，效用度量的不可能性：罗宾斯（Lionel Robbins, 1932）指出，人际效用比较缺乏科学依据，基数效用在操作层面不可行。这促成了帕累托标准的兴起——仅需序数效用且避免人际比较。第三，分配漠视：功利主义只关注"总净快乐"而非其分布，可能默许极端不平等。将这些批评内化后，现代经济学倾向于将功利主义视为多种规范评价标准之一而非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