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E

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简称CGE）是一类基于一般均衡理论构建、通过数值方法模拟经济系统运行的大型经济模型。CGE模型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为理论基础，将国民经济划分为多个相互关联的生产部门、要素市场和最终需求主体，通过一组联立方程描述各经济主体在价格信号引导下的最优决策行为，并求解使所有市场同时出清的价格向量与资源配置方案。与局部均衡分析不同，CGE模型完整刻画了经济系统内部的反馈效应与跨市场传导机制，能够捕捉一项政策或外部冲击对产业结构、要素收入、福利水平和贸易格局产生的直接与间接影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CGE模型已成为贸易政策分析、税收改革评估、气候变化政策模拟和发展中国家结构调整研究的核心工具之一。

理论基础

CGE模型的理论根基是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框架。在标准设定中，经济由若干代表性生产者、代表性消费者、政府部门和国外部门组成。生产者在给定技术约束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其行为由生产函数描述，常见的函数形式包括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常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和列昂惕夫固定投入比例生产函数。消费者在预算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其偏好由效用函数刻画，常见的设定包括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和常替代弹性效用函数。

一般均衡的核心条件包括：每个市场中的供需相等、每个经济主体都在约束下实现最优、所有利润在竞争性假设下为零，以及所有收入都被支出。CGE模型将这一理论框架转化为可运算的数值形式，通过校准或估计方法确定模型参数，然后利用非线性方程组求解算法找出均衡价格向量。模型通常采用社会核算矩阵作为核心数据集，SAM以矩阵形式记录一国或一地区在特定年份内所有经济交易的流量，是CGE模型参数校准的数据基础。

模型结构

一个典型的CGE模型由以下几个核心模块构成。

生产模块描述各生产部门如何将中间投入与初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组合为最终产出。生产结构通常采用多层嵌套的形式：在第一层，总产出由增加值与中间投入通过固定替代弹性函数或列昂惕夫函数复合而成；在第二层，增加值由劳动和资本通过CES函数复合；在第三层，中间投入进一步按来源（国内或进口）区分。需求模块描述各类经济主体的支出行为，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支出、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居民的消费决策通常采用线性支出系统或常替代弹性效用函数来建模，政府部门的税收—转移支付体系则决定公共预算的平衡路径。贸易模块处理国内经济与国际市场的交互。Armington假设是CGE贸易分析的标准设定，它假定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不完全替代，从而避免完全专业化这一不符合现实的理论结果。与此对应，出口侧通常采用固定转换弹性函数来描述国内销售与出口之间的产出分配。要素市场模块刻画劳动和资本在各部门之间的流动机制。在长期模型中，要素可以跨部门自由流动并最终实现报酬均等化；在短期模型中，要素可能被设定为部门特定的，其价格由部门内的供需条件单独决定。宏观闭合规则是CGE模型建模中不可回避的理论选择。宏观闭合解决的是模型中的宏观恒等式如何满足的问题——例如，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平衡是依靠储蓄驱动还是投资驱动，政府预算赤字如何融资，国际收支差额如何调节。不同的闭合规则反映了建模者对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立场，也会显著影响模拟结果的解读。

求解方法

CGE模型本质上是一个大型非线性方程组系统，变量数目从数百到数万不等。求解方法主要分为两类。联立方程组法将所有均衡条件组织为一组非线性方程，利用Newton-Raphson类迭代算法求解；序列均衡法通过逐步调整价格使各市场依次出清，直至收敛至全局均衡。

模型参数的确定包括校准和计量估计。校准利用基年SAM数据反解参数，使模型复现基年经济流量，具有操作简便的优点，但无法提供统计推断且结论对基年敏感。计量估计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关键弹性参数进行统计推断，稳健性更高但数据要求也更高。

应用领域

CGE模型在政策分析领域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在贸易政策领域，CGE模型是评估关税调整、区域贸易协定和多边贸易自由化福利效应的标准工具。经典的GTAP模型及其数据库为全球贸易分析提供了标准化平台，被广泛用于分析WTO多哈回合谈判、TPP和RCEP等区域协定的经济影响。在财政政策领域，CGE模型能够模拟增值税改革、企业所得税调整和社会保障缴费率变动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财政可持续性的全面影响。税收CGE模型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改变税制结构——例如在保持税收中性前提下降低直接税比重提高间接税比重——能够通过改变要素相对价格影响劳动—闲暇选择和储蓄—消费决策，从而产生显著的增长效应。

在环境与能源领域，CGE模型是评估碳税、碳交易和可再生能源补贴等政策的主力工具。环境CGE模型将排放系数纳入生产函数，量化减排政策对GDP和行业竞争力的影响。在发展与结构转型领域，CGE模型用于评估基础设施投资和农业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模型通常包含非正式部门和城乡二元特征。

局限性与批评

CGE模型尽管强大，但其面临的批评同样深刻。参数不确定性是最突出的问题——模型的结论高度依赖于弹性参数取值，而大量关键弹性（如贸易替代弹性）的估计存在较大分歧，不同参数设定可能导致截然相反的政策结论。结构假设的刚性是另一重要批评——标准CGE模型假定经济始终处于竞争性均衡状态，忽略了非自愿失业、信贷约束、价格粘性和预期不确定性等现实特征，这使得模型在模拟短期宏观波动时存在先天不足。此外，代表性主体假设抹平了微观异质性——将所有消费者或生产者视为同质主体，无法捕捉政策冲击在个体层面的分配效应。

从方法论角度看，CGE模型面临验证困难的问题。与计量经济模型不同，CGE模型通常不依赖统计拟合优度来评估模型表现；模型输出是对反事实情景的模拟，缺乏可直接观测的对照结果。这使得模型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建模者的理论判断和参数选择的合理性。近年来，CGE模型与微观模拟模型的结合——即宏—微链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不足，通过在CGE框架输出宏观变量后利用微观数据模拟其对家庭层面收入分配的影响，实现了宏观一致性与微观异质性的融合。

与中国经济的结合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特殊性为CGE模型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省级CGE模型被用于分析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调整、户籍制度改革对区域差距的影响，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产业转型路径。考虑到城乡分割和国有—民营并存的二元特征，许多中国CGE模型加入了双重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设定。动态递归型中国CGE模型在分析养老金改革和人口老龄化等长期结构性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