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Culture of Growth
The Culture of Growth 是{{{经济史}}}学家{{{Joel Mokyr}}}在其著作 *《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 (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 中提出的核心概念。该理论旨在解释为何{{{现代经济增长}}}（以持续的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提高为特征）始于18世纪的欧洲，而非世界其他地区。Mokyr认为，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转型根植于1500年至1700年间欧洲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环境，即“增长的文化”。这种文化将知识的追求、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置于优先地位，并将其视为改善人类福祉的合法且可取的手段。
这一理论的核心论点是，单纯的{{{市场}}}、{{{资本}}}积累或{{{制度}}}（如财产权）本身不足以引发{{{工业革命}}}。在这些因素能够发挥作用之前，必须首先存在一个社会和智力基础，即一种崇尚并促进“有用知识”产生和传播的文化。
## “增长的文化”的核心构成要素
Mokyr的理论建立在几个相互关联的支柱之上，它们共同构成了这种促进增长的文化生态。
### 1. 有用知识 (Useful Knowledge)
这是Mokyr理论的基石。“有用知识”指的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改进生产技术并最终控制自然以服务于人类需求的知识。Mokyr将其进一步划分为两类：
* {{{命题性知识}}} (Propositional Knowledge)：也称为 {{{episteme}}}，是指关于自然现象和原理的理论性、科学性知识。它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例如，{{{热力学定律}}}或{{{微生物学}}}原理。 * {{{处方性知识}}} (Prescriptive Knowledge)：也称为 {{{techne}}}，是指技术、工艺和工程诀窍。它回答“如何做”的问题，体现为各种发明、蓝图和操作手册。例如，如何建造一台更高效的{{{蒸汽机}}}。
“增长的文化”的关键特征在于，它促进了这两类知识之间前所未有的正反馈循环。科学发现（命题性知识）为技术创新（处方性知识）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得技术不再仅仅依赖于试错和经验。反过来，技术发展中遇到的瓶颈和问题也为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推动了命题性知识的进步。这种科学与技术的紧密结合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
### 2. 培根计划 (Baconian Program)
哲学家{{{Francis Bacon}}}被Mokyr视为“增长的文化”的精神领袖。培根提倡一种全新的知识观，其核心思想（即“培根计划”）包括：
* 经验主义与实验：知识应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而非仅仅依赖于古代经典或纯粹的逻辑演绎。 * 知识的功利性：研究自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或进行哲学思辨，更重要的是为了“减轻人类的痛苦” (for the relief of man's estate)，即应用于实际，改善生活。 * 合作与开放：培根主张知识应当是公开的、可累积的，并由一个研究者社区共同推进。
这一计划极大地提升了技术工匠和工程师的社会地位，并使追求“有用知识”成为一项受人尊敬的事业，从而为{{{启蒙运动}}}中科学与技术的结合铺平了道路。
### 3. 文人共和国 (Republic of Letters)
“文人共和国”是指16至18世纪遍布欧洲的一个由学者、科学家、哲学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跨国智力网络。这个网络通过书信、期刊、学术会议和人员流动来交流思想、分享发现、进行学术辩论和{{{同行评审}}}。
这个“思想的市场”具有以下关键作用：
* 知识的快速传播：新的思想和发现能够迅速跨越国界，被其他人学习、检验和改进。 * 竞争与声誉机制：学者们为了在共和国中赢得声誉而竞争，这激励他们产出高质量的原创性工作。剽窃和错误会受到公开批评，从而保证了知识的质量。 * 思想的自由市场：它使知识的进步不依赖于任何单一的政治或宗教权威。一个地方受到压制的思想家可以前往另一个更宽容的地方继续其工作。
## 制度环境：文化得以生长的土壤
Mokyr强调，单有文化本身是不够的，它还需要适宜的制度环境来茁壮成长。欧洲独特的政治和制度格局为“增长的文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
* 政治碎片化 (Political Fragmentation)：与统一的中华帝国或奥斯曼帝国不同，近代早期的欧洲在政治上是四分五裂的。这种碎片化状态带来了国家间的竞争。没有一个单一的权威能够像在其他地方那样扼杀所有异端思想或技术创新。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对新思想充满敌意，思想家和工匠可以（并且确实）带着他们的知识和技能“用脚投票”，迁移到更友好的国家。这种竞争环境为创新提供了保障。 * 科学社团与赞助：{{{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y) 和法兰西科学院 ({{{Académie des Sciences}}}) 等机构的建立，为科学家和发明家提供了交流平台、出版渠道和合法性。这些机构通过授予荣誉、提供研究支持等方式，将科学探究和技术发明制度化，并提升了其社会威望。
最终，正是这种“增长的文化”与有利的制度环境相结合，才在18世纪的英国催生了工业革命。瓦特、阿克莱特等发明家并非孤立的天才，而是这个推崇知识、鼓励创新的大文化环境的产物。
## 与其他增长理论的比较
Mokyr的理论为{{{经济增长}}}的起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文化视角，并与其他主流理论形成对话。
* 对比{{{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韦伯认为新教伦理（特别是加尔文主义）中的勤奋、节俭等价值观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Mokyr则认为，焦点应放在对“知识”的态度上，而非特定的宗教教义。他认为，知识精英的文化转变比大众的宗教信仰更为关键。 * 对比{{{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经济学”：诺斯强调{{{财产权}}}、{{{法治}}}等正式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Mokyr同意制度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制度本身是文化的产物。一个社会必须首先在文化上相信进步是可能的、可取的，然后才会去创建和维护促进创新的制度。文化是比制度更深层次的决定因素。 * 对比物质和地理决定论：一些理论（如{{{Robert Allen}}}的高工资模型）认为，英国独特的要素禀赋（高工资和廉价煤炭）刺激了对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创新的需求。Mokyr不否认这一点，但他认为这只解释了技术创新的“方向”和“地点”，却没有解释创新的“供给”为何在那个时代变得如此丰富。他认为，是“增长的文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思想和能力。
## 现代启示
“增长的文化”理论对理解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提醒我们，长期的{{{经济繁荣}}}不仅仅是关于投资、贸易政策或拥有多少{{{自然资源}}}。它深刻地依赖于一个社会的知识生态系统：教育的质量、对科学和研究的投入、思想的开放程度、以及社会对{{{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整体态度。对于{{{发展经济学}}}而言，这意味着促进增长的政策不仅要关注硬件（如基础设施），更要投资于软件——即培育一种鼓励学习、探索和建设性变革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