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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l_Mokyr

# Joel Mokyr

Joel Mokyr(1946年7月26日—)是一位荷兰裔美国以色列籍{{{经济史学家}}},以其对{{{工业革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长期动力机制的开创性研究而闻名。他目前担任美国西北大学Robert H. Strotz讲席教授,同时兼任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并在特拉维夫大学Eitan Berglas经济学院担任Sackler讲席教授。2025年,Mokyr因其"识别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的贡献,与Philippe Aghion和Peter Howitt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 学术生涯与背景

Joel Mokyr于1946年出生在荷兰莱顿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家人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他父亲是一名公务员,在Mokyr一岁时因癌症去世,之后他随母亲在以色列海法长大。1968年,他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获得经济学和历史学学士学位。随后他前往美国耶鲁大学深造,1972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74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低地国家的工业增长与停滞,1800-1850》(Industrial 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the Low Countries, 1800-1850),师从William N. Parker、Lloyd G. Reynolds和John C.H. Fei。

1974年,Mokyr加入西北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并从此在该校任教至今。他曾担任《普林斯顿西方世界经济史丛书》的主编(自1993年起),以及《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的联合编辑(1994-1998年)。他于2002-2003年担任{{{经济史学会}}}主席,并曾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多所著名学府担任访问教授。

## 核心学术贡献

Joel Mokyr的学术研究聚焦于1750年至1914年间欧洲的{{{经济史}}},特别是技术进步的经济和思想根源,以及{{{工业化}}}对经济福利的影响。他的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理解持续经济增长起源的方式。

### 有用知识理论

Mokyr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是他的"有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框架。他将有用知识定义为"我们在与自然博弈中所使用的装备",并将其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命题性知识 (propositional knowledge):关于自然世界如何运作的系统性描述,解释事物"为什么"有效。这包括科学定律、数学原理、自然哲学等理论性知识。例如,{{{热力学定律}}}就是命题性知识的典型例子,它解释了热量、能量和功之间的关系。

处方性知识 (prescriptive knowledge):关于如何操作的实用指导,描述使某物运作所需的具体步骤。这包括技术手册、配方、工程图纸等实践性知识。例如,如何建造一台实际运转的{{{蒸汽机}}}的技术说明就属于处方性知识。

Mokyr的关键洞见在于,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这两种知识之间建立正反馈机制。在工业革命之前,技术创新主要基于处方性知识——人们知道某事有效,但不知道为什么。命题性知识(如数学和自然哲学)的发展与处方性知识几乎没有联系,这使得在现有知识基础上进行创新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许多尝试性创新都是盲目的,或采用了那些具备足够命题性知识的人会理解其无用的方法,例如试图建造{{{永动机}}}或通过{{{炼金术}}}制造黄金。

### 工业启蒙运动

Mokyr提出了"工业启蒙运动"(Industrial Enlightenment)的概念来解释为什么持续增长首先在18世纪的英国和欧洲出现。他认为,16世纪和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作为{{{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科学家们开始坚持精确的测量方法、{{{受控实验}}}以及结果的可重复性,这导致命题性知识和处方性知识之间的反馈大大改善。

这种改进使得有用知识的积累能够应用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典型的例子包括:蒸汽机的改进得益于当时对{{{大气压}}}和真空的理解;钢铁生产的进步源于对氧气如何降低熔融生铁碳含量的认识。有用知识的增长促进了现有发明的改进,并为它们提供了新的应用领域。

然而,Mokyr强调,即使有了新思想,如果没有实践性、技术性和商业性知识,这些思想也会停留在图纸上,就像{{{达芬奇}}}的直升机设计一样。他指出,持续增长首先发生在英国,是因为那里有许多熟练的工匠和工程师。他们能够理解设计并将创意转化为商业产品,这对于实现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 文化与制度因素

Mokyr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强调文化和{{{制度}}}在技术变革中的作用。他认为,持续增长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社会对变革持开放态度。基于技术变革的增长不仅创造赢家,也会创造输家。新发明取代旧技术,可能摧毁现有结构和工作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新技术常常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特权受到威胁。

启蒙运动带来了对变革更普遍的接受。新的制度,如{{{英国议会}}},没有为特权阶层提供同样的机会来阻止变革。相反,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有机会聚集在一起,达成互利的妥协。这些社会制度的变化消除了持续增长的主要障碍。

Mokyr还强调了政治分裂 (political fragmentation)的重要性。欧洲由众多独立国家组成,这使得异端思想得以繁荣,因为企业家、创新者、思想家和异端分子如果在一个国家受到压制,可以轻易逃往邻国。正如David Hume所指出的,欧洲的政治分裂阻止了政府压制他们认为不稳定和危险的新思想。这将欧洲与中国和印度等技术先进的大型统一帝国区分开来。中国拥有{{{印刷术}}}和活字印刷,印度在1700年的科学和技术成就水平与欧洲相当,但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或印度。

### 知识共和国

Mokyr详细研究了"知识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这一16-17世纪出现的跨国学者社群。这是一个由哲学家、科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组成的非正式跨国社会,他们通过通信和出版物批评、发展和讨论思想。他们的通信被公开提供,相当于一个持续进行的{{{同行评审}}}期刊。

知识共和国的"公民"遵循严格的规则,例如回复所有信件、对思想的原创者给予应有的认可,以及将所有知识置于公共领域。这个社群包括了伊拉斯谟、{{{弗朗西斯·培根}}}、伏尔泰、{{{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艾萨克·牛顿}}}、笛卡尔、孔多塞和斯宾诺莎等许多伟大学者。它覆盖了许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低地国家、德国和西班牙。其跨国性质至关重要:"至少在理论上,知识共和国的公民应该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

知识共和国具有批判性和反教条主义特征。根据Mokyr的说法,"宗教宽容、思想市场的自由进入以及对知识界跨国性质的信念等自由理念是启蒙思想的核心。"这个机制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认证过程,确保受资助的学者不是冒名顶替者或傀儡。赞助人之间为争夺最优秀学者的自私竞争有助于思想和言论自由,这在17世纪末基本确立。

## 文化企业家理论

在其著作《增长的文化》(A Culture of Growth)中,Mokyr提出了"文化企业家"(cultural entrepreneurs)的概念,认为特定个人在1500-1800年间创新型经济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文化企业家包括像马丁·路德、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这样的创新者,他们发展了新的论点和理论,并在思想市场中成功推广。他们充当了新思想可以凝聚的焦点。

在Mokyr的叙述中,关键的文化企业家是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培根的重要性不在于他自己的著作,而在于他设想的将科学应用于物质进步的项目。他对科学应用于工业的雄心随后被学者和工匠接受,他们发展和测试假设,建造和改进机器和工具。

Mokyr强调,这个过程不是刻意或计划的,而是{{{自发秩序}}}和文化进化的结果,其中欧洲各地的各种作家、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行动建立了一个共享的创新者社群。他描绘了改进导航和造船的背景,这使欧洲对新产品和新思想开放(早期{{{全球化}}}),以及{{{印刷机}}}降低了沟通成本并增加了识字的好处。这些发展使思想对其他地方的新想法和新思维方式开放,并减少了对旧思想的依恋。

## 主要著作

Joel Mokyr的学术产出极为丰富,已发表超过100篇文章和多部专著。他的主要著作包括:

《财富的杠杆:技术创造力与经济进步》 (The Lever of Riche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 1990):这部开创性著作运用{{{演化理论}}}和认识论方法来阐述技术进步的重要性。Mokyr在书中探讨了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具创造力,以及为什么一些高度创新的社会(如古代中国或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会陷入停滞。他通过从古希腊罗马开始的技术进步简明历史,追溯了改变社会的主要发明和创新。

《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 (The Gifts of Athena: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2002):在这部著作中,Mokyr构建了一个原创框架来分析"有用"知识的概念。他论证了过去两个世纪现代西方的增长爆炸不仅是由新技术思想的出现驱动的,也是由社会大众对这些思想的改进访问所推动的——这是由包括大学、出版商、专业科学机构和相关机构在内的{{{社会网络}}}所促成的。

《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1700-1850》 (The Enlightened Econom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850, 2009):这部巨著提供了对从光荣革命到万国工业博览会期间导致英国出现现代经济增长的事件的权威总结。Mokyr详细探讨了工业启蒙运动如何通过改变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方式,为持续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 (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 2016):这是Mokyr最新的综合性著作,将文化置于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并在西欧持续自我强化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中心。他认为,正是某种类型的文化使欧洲而非中国等地发生了诱导增长的变革。书中详细探讨了1500-1700年间欧洲态度的变化如何导致了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

《英国工业革命:经济视角》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1999):作为编辑,Mokyr与四位杰出的贡献者一起呈现和捍卫他们对工业革命基本方面的观点,包括他自己对该领域研究的广泛介绍性调查和评估。

## 对中国案例的比较分析

Mokyr在其研究中经常使用中国作为反例来说明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东亚发生。尽管中国以前至少和欧洲一样技术先进(如果不是更先进的话),而且识字率肯定更高,但它并没有产生类似工业革命的东西。

Mokyr将中国的缓慢进步归因于以下因素: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崇敬;中央集权政府阻碍了地区间竞争;选拔行政人员担任重要政府职位是基于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而非科学技术知识;与欧洲相比,竞争相对不重要。这些因素提供了激励,促进了中国文化其他领域的成功,但没有刺激与工业革命相关的思想和行动。

Mokyr引用了历史学家Joseph Needham的观点,后者将中国经验描述为"一种在各种天气下都能保持稳定航向的文明,就好像配备了自动驾驶仪,一套反馈机制,即使在根本性的发明和发现之后也能恢复现状。"他认为,称中国经验为"失败"似乎是错误的,真正例外的、独特的是18世纪欧洲发生的事情。

## 对技术抵制的研究

Mokyr的另一个重要研究主题是对新技术的抵制。他认为,在整个历史中,技术进步遇到了一个强大的敌人:对新技术有目的的、出于自身利益的抵制。没有对技术变革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经济增长的历史发展将仍然是一个谜。

抵制可能有多种原因:新技术通常体现在昂贵的{{{资本品}}}中;它通常需要稀缺的互补要素,如基础设施资本或高技能劳动力。但公开的抵制是一个广泛观察到的历史现象。正是因为这种抵制必须在市场和正常经济过程之外运作,人为区分"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对于这类问题来说是注定要失败的。

采用全新技术往往是长期辩论和公共讨论的目标,不像许多其他技术和经济选择。经济学家很少关注{{{说服}}}和{{{修辞}}}在这些决策中的作用,因此他们在理解为什么例如一些经济体采用了核电,或为什么一些经济体允许出售实验药物而其他经济体不允许方面没有取得太大成功。

Mokyr指出,反技术和保守偏见可以内置于一种文化中,使决策机构在技术上变得反动。通过这种方式,技术现状不必一次又一次地与有希望的创新作战。这种文化偏见可以通过培养{{{从众价值观}}}的教育系统引入,其中传统受到尊重,偏离和反叛变得高度危险。例如,Morris列举了传统印度技术反应的根源:没有传播或散布知识的组织,理论家和工匠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社会障碍。

## 方法论特点:计量史学

Mokyr是{{{计量史学}}} (Cliometrics)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计量史学是一种革命性的研究经济过去的方法,于1950年代在北美兴起,随后传播到英国、爱尔兰、欧洲大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这种方法有三个明显的要素:使用可量化的证据;使用理论概念和模型;使用统计估计和推断方法;以及第四个重要要素,即运用历史学家在判断来源的出处和质量、将研究置于制度和社会背景中以及选择对历史和经济学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主题方面的技能。

虽然Mokyr在其早期职业生涯中确实运用了计量方法(例如在研究爱尔兰饥荒和低地国家工业化方面),但他后来的工作更多地转向了文化、制度和思想史的定性分析,同时保持了经济理论的严格性。他的研究展示了如何将经济分析工具应用于历史问题,而不必完全依赖于{{{计量经济学}}}技术。

## 荣誉与奖项

Joel Mokyr的学术成就获得了广泛认可。他是{{{美国文理科学院}}}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计量经济学会}}} (Econometric Society)和计量史学会 (Cliometric Society)的会士,以及{{{英国学术院}}} (British Academy)的通讯会士、意大利林琴科学院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和荷兰皇家科学院 (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Sciences)的外籍会员。

他于2006年获得由荷兰皇家科学院颁发的、每两年一次的Heineken历史奖,以表彰其在历史科学方面的终身成就。2015年,他获得了每二十年颁发一次的Balzan经济史国际奖。他的著作赢得了多个重要奖项,包括Joseph Schumpeter纪念奖、欧洲经济史最佳著作Ranki奖、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Donald Price奖以及社会科学史协会的Allan Sharlin奖。

2018年,他被乌拉圭国立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2019年,他获得经济史学会颁发的Jonathan Hughes经济史教学卓越奖。2018年,他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杰出会士。

2025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Sveriges Riksbank经济学纪念奖(通常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Joel Mokyr、Philippe Aghion和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解释了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Mokyr获得奖项的一半,获奖理由是"识别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Aghion和Howitt共同获得另一半奖项,获奖理由是"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

## 学术影响与遗产

Joel Mokyr的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对现代经济增长起源的理解。他将知识——而不仅仅是资本、劳动或抽象的"制度"——置于现代增长的中心。他关于命题性知识和处方性知识之间正反馈的论证为理解为什么增长变得自我维持提供了一个微观基础。

他的工作在多个方面具有重要影响。首先,它补充而不是否定其他解释因素(如煤炭、工资、{{{产权}}}),但它解释了持续性——为什么增长变得自我维持。其次,它为增长理论提供了历史依据的、分析上精确的知识生产、组织和传播的解释,说明了知识如何变得自我放大。第三,它为当代政策提供了启示,特别是在一个无形的、可重组的知识是繁荣主要引擎的世界中。

正如Tyler Cowen在Marginal Revolution博客上所指出的,你可以向Mokyr询问关于工业革命的几乎任何问题,他都会有一个惊人深思熟虑的答案。他的著作《财富的杠杆》、《雅典娜的礼物》和《增长的文化》已成为该领域的经典。值得注意的是,尽管Mokyr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他在所谓的"顶级五大"经济学期刊中的发表相对较少,这反映了经济史作为一个领域与主流经济学期刊之间的某种脱节,也彰显了他工作的跨学科性质。

Mokyr的研究方法是将经济理论、历史细节和文化分析相结合的范例。他不满足于简单的因果解释,而是构建复杂的、多维度的叙述,考虑到技术、制度、文化、政治和思想等多个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以产生历史变革。他的工作提醒我们,经济增长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必须维护支撑{{{创造性破坏}}}的机制,以免我们退回到停滞状态。

## 当代相关性

Mokyr的研究对理解当代经济挑战具有直接相关性。在一个日益由技术变革驱动的世界中,他关于知识类型、知识传播机制以及社会对创新的接受度的洞察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例如,他对政治分裂和思想市场竞争重要性的强调,对于理解为什么某些地区(如硅谷)成为创新中心具有启发意义。他对文化企业家角色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像{{{埃隆·马斯克}}}或{{{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当代创新者如何不仅开发新技术,还改变社会对技术可能性的看法。

他关于技术抵制的研究对于理解当代关于{{{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气候技术}}}等新技术的政策辩论同样重要。这些辩论往往涉及复杂的利益冲突和不确定性,理解历史上类似冲突如何得到解决可以为当代决策提供指导。

最后,Mokyr强调命题性知识和处方性知识之间反馈的重要性,对于科学政策具有直接启示。它表明,纯科学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联系对于维持创新至关重要,过度强调任何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都可能危及长期增长前景。

## 与其他诺贝尔奖得主的关联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结构本身就很有启发性。Mokyr代表了历史和制度方法,他使用历史观察来识别持续增长所必需的因素。相比之下,Philippe Aghion和Peter Howitt受现代数据启发,构建了数学经济模型,展示技术进步如何导致持续增长。这些方法不同,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处理的是相同的问题和现象。

Mokyr的工作与Paul Romer(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内生增长理论}}}有密切联系。两者都强调知识和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然而,Mokyr提供了历史深度和制度细节,而Romer提供了形式化的理论框架。类似地,他的工作与Daron Acemoglu和James Robinson(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关于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研究互补,尽管Mokyr更多地强调文化和知识,而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制度。

Mokyr与Aghion和Howitt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之间的联系也很明显。Mokyr的历史分析展示了这个过程在实践中如何运作——企业家和创新者如何挑战现有技术,以及社会如何管理由此产生的冲突。Aghion和Howitt则提供了一个形式化的框架来理解这个过程的经济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