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ulture of Growth

The Culture of Growth

The Culture of Growth 是经济史学家Joel Mokyr在其著作 《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 (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 中提出的核心概念。该理论旨在解释为何现代经济增长（以持续的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提高为特征）始于 18 世纪的欧洲，而非世界其他地区。Mokyr 认为，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转型根植于 1500 年至 1700 年间欧洲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环境，即"增长的文化"。这种文化将知识的追求、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置于优先地位，并将其视为改善人类福祉的合法且可取的手段。

这一理论的核心论点是，单纯的市场、资本积累或制度（如财产权）本身不足以引发工业革命。在这些因素能够发挥作用之前，必须首先存在一个社会和智力基础，即一种崇尚并促进"有用知识"产生和传播的文化。

"增长的文化"的核心构成要素

Mokyr 的理论建立在几个相互关联的支柱之上，它们共同构成了这种促进增长的文化生态。

1. 有用知识 (Useful Knowledge)

这是 Mokyr 理论的基石。"有用知识"指的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改进生产技术并最终控制自然以服务于人类需求的知识。Mokyr 将其进一步划分为两类：

• 命题性知识 (Propositional Knowledge)：也称为 episteme，是指关于自然现象和原理的理论性、科学性知识，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
• 处方性知识 (Prescriptive Knowledge)：也称为 techne，是指技术、工艺和工程诀窍，回答"如何做"的问题。

"增长的文化"的关键特征在于，它促进了这两类知识之间前所未有的正反馈循环。科学发现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反过来，技术发展中遇到的瓶颈又为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2. 培根计划 (Baconian Program)

哲学家Francis Bacon被 Mokyr 视为"增长的文化"的精神领袖。培根计划的核心思想包括经验主义与实验、知识的功利性（"减轻人类的痛苦"），以及知识的公开、可累积与合作推进。这一计划为启蒙运动中科学与技术的结合铺平了道路。

3. 文人共和国 (Republic of Letters)

"文人共和国"是指 16 至 18 世纪遍布欧洲的一个由学者、科学家、哲学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跨国智力网络。这个网络通过书信、期刊、学术会议和人员流动来交流思想、分享发现、进行学术辩论和同行评审。它使知识的进步不依赖于任何单一的政治或宗教权威。

制度环境：文化得以生长的土壤

Mokyr 强调，单有文化本身是不够的，它还需要适宜的制度环境来茁壮成长：

• 政治碎片化 (Political Fragmentation)：近代早期的欧洲在政治上是四分五裂的。思想家和工匠可以"用脚投票"，迁移到更友好的国家，为创新提供了保障。
• 科学社团与赞助：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y) 和法兰西科学院等机构的建立，将科学探究和技术发明制度化。

最终，正是这种"增长的文化"与有利的制度环境相结合，才在 18 世纪的英国催生了工业革命。

与其他增长理论的比较

• 对比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Mokyr 认为焦点应放在对"知识"的态度上，知识精英的文化转变比大众的宗教信仰更为关键。
• 对比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经济学"：诺斯强调财产权、法治等正式制度；Mokyr 认为制度本身是文化的产物，文化是比制度更深层次的决定因素。
• 对比物质和地理决定论：Mokyr 认为要素禀赋只解释创新的"方向"和"地点"，"增长的文化"才解释了创新"供给"为何变得丰富。

现代启示

"增长的文化"理论提醒我们，长期的经济繁荣不仅仅关乎投资、贸易政策或自然资源，还深刻依赖于知识生态系统：教育、科研投入、思想开放程度，以及社会对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整体态度。对发展经济学而言，这意味着促进增长的政策不仅要关注硬件（基础设施），更要投资于软件——培育鼓励学习、探索和建设性变革的文化。